倪萍说她因为“爱国”所以从不投反对票甚至弃权票。她的一系列言论被网民称为“倪氏定理”，“倪氏定理”中有一句名言：“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

　　倪萍认为自己是真诚的，是真实拥护的。但她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之所以“真实拥护”，潜意识的原因是她以及她所代表的人群不属于“老二”的范畴。因此，他们打心眼里是“真实拥护”的。由此推开去，更多的“从来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员，除了本来心中不同意却违心投赞成票的人外，其实都不属于“老二”的范畴，他们幸运的归属于受“爹妈”眷顾的老大的圈子内。他们理所当然“从来不投反对票”。所以我认为“倪氏定理”也可以称为“非老二定理”。

　　如果你不幸恰恰属于“老二”的范畴，你的思想和感情肯定与倪萍委员大相径庭。存在决定意识，从来就是如此。

　　比如，当年实行城乡户籍二元化管理的时候，如果全国的农民可以真实表达意见并且说话管用的话，那肯定是实行不了的。再比如，当决定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退休双轨制的时候，如果国企老职工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并且说话管用的话，也肯定是实行不了的。然而，中国的事，往往是由一些“非老二”们来决定“老二”们的命运，涉及“老二”利益的政策，总是由一些“非老二”们来表决决定的。当然，这也不能说是决策不民主，因为民主从来不能随心所欲，民主之后还要集中。如果光民主不集中，国家必然乱套。所以，户籍二元化管理和下岗以及退休双轨制最终还是实施了。

　　这就涉及顾全大局和牺牲的话题。我认为牺牲分为好几种情况：有必要的牺牲和不必要的牺牲之分，有可以避免的牺牲和不可避免的牺牲之分，有合理的牺牲和不合理的牺牲之分。我认为战争年代的牺牲就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成千上万的烈士，包括用手推车和担架支援前线的民工，他们的牺牲人所共知。毛泽东做为革命事业的领袖，他有6位家人为革命牺牲了，毛泽东家的祖坟被军阀何键派人给挖了。这些牺牲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改革的年代，也需要大规模的牺牲吗？也允许只顾老大不顾老二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退一万步说，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在改革的年代，同样存在不可避免的、不得不做出的、大规模的牺牲，但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当牺牲不可避免时，①被牺牲的人有没有表示反对的权力？表示反对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力还是无理取闹或者自私自利？②在以顾全大局的名义下，不得不做出牺牲的人们，若干年以后应不应该获得合理补偿？

　　然后我们来返观户籍二元化管理和下岗及退休双轨制。户籍二元化管理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被认为是建立新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以增强国防力量的需要，是不可避免的牺牲。这种牺牲由几亿农民承担了。当年决策时农民这些“老二”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若干年以后，对农村农业农民实行“反哺”，就是一种补偿，就是认识上的进步，就是文明的体现。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老二”们没有发言权的事情还是再度发生了，这次的“老二”是由被下岗买断和被迫接受退休双轨制的国企老职工充当的。这已经既成事实，无法改变了。唯一可以弥补的措施，就是对这些被下岗买断和被迫接受退休双轨制的国企老职工实行“反哺”。问题是，从理论界到决策层都没有看到有打算“反哺”的迹象。

　　倪萍所说“父母在抚养过程中，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根本不适用政府决策，因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并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但是，即使按照倪萍的逻辑，父母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亏待老二之后，只要有可能，总是要对老二给予补偿的。而且，当父母决定“牺牲”老二时，肯定也允许老二说说抱怨话的，决不会警力伺候。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但是，民主决策，政治文明，却又远远超越家的境界。如果不能保护“老二”们的利益，不能保障“老二”们表达不同声音的权力，大约是不能进入民主国家行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