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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无疑是一个“超男”年，从上海卫视的《加油！好男儿》到湖南卫视的《快乐男生》，我们看到了男生选秀节目在电视荧屏上大行其道。而自从上海卫视去年策划的第一届《加油！好男儿》开始，关于选“美男”的争论就不绝于耳。一方面是15岁左右的女孩儿在电视机前尖叫不止，伴随“好男儿”欢笑流泪，迷恋一个接一个的美男而不可自拔；另一方面却是一些男性观众无论是杂志主编，学者教授还是普通百姓，他们对此义愤填膺，尽其猛烈抨击之能事。

《加油！好男儿》如同05年煽起的“超女”风一样，是大众传播媒介制造的一场“媒介事件”（media events），显现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类似“好男儿”的电视娱乐节目是男性与女性双方在“看”与“被看”对比关系中角色的微妙互换。

《加油！好男儿》备受男性观众不屑和厌恶的方面有二：其一是将男性也拉入类似“选美”的活动中，在以往的秀场里往往充斥的是如云的美女，例如“世界小姐”，“香港小姐”，“超级女生”等等。女性一直以来作为被观赏和被品评的形象存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形成刻板印象。选美好似成了女性的专利，男性将女性“被看”的地位固定下来。然而“好男儿”却一反常态，将这一固定的男女社会角色颠倒过来，原来男性也是可以被观赏的。这样的变化超出了大多数男性观众的忍受能力。固然刮来的“男色”之风让他们有些站不稳脚跟。很多男性名人站出来极力否定选“好男儿”的必要性，于是又开始拿男女的性别差异所决定的不同社会性特质说话，认为女孩属于表现型，因此她们是适合选秀节目的；而男性属于内敛型，男人内在的东西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这样的节目选不出优秀男性。于是我想反问他们，既然论及内在美，它必然要通过深入接触才能体会得到，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说女性的内在美就会在选秀活动中透过脸蛋和肢体一览无遗呢？如果没有，那么也就不要肯定选美女而否定“好男儿”了。

其二是男性观众对于男性美的标准由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来定义的巨大排斥。自古以来，男性长期占有社会的统治地位，他们是社会规范，道德伦理，文化和美等等各种各样规则的定立者，在其中享有绝对的“霸权”。然而，当《加油！好男儿》出现后尤其是晋级到全国十强的男孩儿在银屏上亮相时不禁让男性观众乍舌。原来女性心中的“好男儿”和自己的竟然大相径庭，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男性审美和女性审美之间的差异距离竟然如太平洋一样宽广，如同“超级女生”的冠军里会出现李宇春一样让男人们大跌眼镜。在《加油！好男儿》这个电视节目中男性观众忽地失语了。他们会对这类节目不屑地评价两句或者对屏幕前一个个的参赛者指指点点，但是很少有人会拿起手机加入到这个节目当中去。因此他们也就自动放弃了话语权。在消费文化的社会里，消费已经变成对符号价值的消费，谁消费谁就获得发言权。观看此类节目绝大多数是女性，参与投票的更是1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因此她们具有对于“好男儿”的绝对话语权。这些女性是选秀节目的消费者，“好男儿”似乎成了“消费品”，她们有权对有的“好男儿”说“NO”，而对有的“好男儿”说“YES”。因而她们挑选出来的都是符合年轻女性审美标准的“帅男”：有型，五官干净、精致，富有亲和力，甚至中性化男孩更会受到小女生的欢迎。男性心中的阳刚硬汉的男人形象彻底被颠覆了，那种男孩不会迈过“好男儿”的门槛。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草根是消费的主体，获得了民主，女性的话语权在这里得到了回归。

二元对立

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权利对比和角色定位实际上源于古老的二元对立的思想。这种思想起源于人类文明的开始，无论东西方。老子哲学里蕴含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和无，上和下，高和低。阴阳家更是用阴阳两极的对立对应女性和男性。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培根等人也将两性归为二元对立，基督教善恶正邪对立的精神无疑给西方人产生重要影响，因而阐发出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性特质，男性勇敢和女性柔弱，男性理性和女性感性。然而我们不要忽略了这样的性别定位并不是依照自然法则，它们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农耕社会里，男性依据他们的生理优势成为部落或者是社会里的中坚力量，在漫长的社会变迁中，男性始终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时代的权力话语。男性具有支配的优势，女性则是被支配的。因此男性所建构和叙述的权力话语往往带有着“霸权”色彩，代表对女性权利的征服和统治，这种话语权利在两性的对比和角色固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因为它男性的社会优势才被合理化，自然化，成为所有人长期都不会质疑的神化，而根据人们二元对立的古老思维模式，女性自然是被统治，被支配，被谈论，被观赏的，它就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自然。

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是通过一代代的叙事将其固定下来的，现代的大众传媒充当起意识形态宣传者和强化者的角色，好像牧师一般。大众传媒将人的不同特质分类，把一部分类别归为男性所有，一部分类别归为女性所有，并在日常的传播活动中将这种分类反复重申，强调，直到为每个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认可。

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概念性分类是意义产生的关键所在，而分类过程的核心就是二元对立结构。二元对立的建构就是普遍性的，最基本的意义的产生过程。一些同时拥有二元对立的属性的项目，列维-斯特劳斯称之为模糊类目，其兼具对立二元的属性，是二元的界限模糊不清，使得它们附载了太多意义，其概念的力量过于强大，它们得到双方的意义，具有向文化中意义产生的基本结构挑战的能力，因此必须受到文化的控制。最典型的控制方式就是“神圣化”和“禁忌”。同样，福柯也论及到“话语”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被某种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的陈述群，即由某个权威主体发出的，被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这种陈述。话语是为某个利益集团辩护的，并依仗其发展。话语权利如同垄断力量对整体没有好处。”所以福柯认为一定要制订法则，对所有话语都有公正的态度。

反观“好男儿”的中性化路线之所以遭到不耻和男性们的一片嘘声，是因为“中性化”本身在既定的分类标准里是介于二元对立之间的项目，具有暧昧性，不可归类，因此具有被打击消灭的必要。然而不同于男性的分类定义，在社会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对中性化男性情有独钟，并利用货币投票的方式掀起一股中性化浪潮。在男性观众大呼庸俗，错愕不已之时，我们看到女性所建构出来的全新话语，在这个话语情境中，中性化不具有暧昧性，因为它只属于男性的归类项目。因而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女性认为中性化男孩自然而然，而男性对他们无法接受了，因为在这个矛盾冲突当中，男性和女性使用了不同的话语权力体系，本质上属于话语的尖峰对决。

现代女性力求在经济上脱离男性依靠，取得政治平等，在自我审美和行为中也不再决定于男性的首肯之后，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利也要对一直谈论观赏她们的男性进行审美和观赏，对男性美作一个女性视角下的重新解读和定义，并在炮制自己喜欢的男性的当儿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愉悦。女性在手机键盘上拇指的运动应该被历史所记载，因为它代表了女性对长期以来二元对立下的劣势地位的反抗，是自身权利之战的反败为胜，是自我主体意识在行为上的具体表现，包含有对男性角色的自我估定、评判的欲望。尽管这种话语权仅仅出现于媒介事件之中，昙花一现，但它对于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的影响却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的。

“霸权”

从古至今，男性和女性“自然”的社会角色是因为男性始终掌握“定义”、“判断”、“叙述”等等的“霸权”。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的葛兰西提出了“霸权”（hegemony）的概念。他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社会和文化的领导地位，是利用霸权作为手段，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它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倘使统治阶级在这方面做得成功，就无须使用强制和武力手段。保全观念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志和良知，屈从统治阶级的权利压迫，而是让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或者说霸权中来。

霸权理论被认为是力图表明如何日常的意义，表象的活动，是被精心营构了一番。支配集团的阶级利益表象为自然而然，势所必然且无可争辩的大众利益，为人人所欲。“霸权”不仅仅指阶级霸权，它还有更广阔的外延，包括性别、种族等等。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就是运用文化霸权的结果，使双方的角色关系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实。

因而，不难理解从上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开始， 女性对于男性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的叛离与对抗。随着女性自我解放和社会生活的状态改观，女性处处显示了“不满足”的心理，不满足于经济、地位、职业、文化、家庭等状况。基于这种欲求他们内心的强势因素被激发出来，女性越来越多的希望加入统治联盟，反客为主，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和方向标。带着这种潜在的思想意识，掌握媒介事件的决定权，观赏男性只是女性话语权回归向前迈出的一小步，使女性在主体认同感上尝到的一块蜜糖。削减和消灭“二元对立”和“话语霸权”真正实现民主才是女性话语权回归的未竟事业吧。